文：林開世

【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對當前幾種理論取向的評估】

七、結語與討論

新自由主義國家，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個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被視為是一種政治霸權計畫，需要透過國家來打造各種有利於市場經濟的條件；另一方面它又主張要透過各種去管制的措施來限制與縮小國家的權力。這種兩面性讓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國家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一方面看似撤退，卻又在其他領域更深入的進行管制與規範。這樣的矛盾性牽涉到各種新自由主義理念與實踐的內在不一致，還有策略執行與實際的差距。本文回顧幾種類型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特別是國家在個別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並藉此檢討新自由主義這個廣泛使用甚至濫用的概念，是否還有其理論上的價值？應該如何更有效的使用這個概念？

新自由主義可以具體的被視為歷史上出現的意識形態或哲學思潮，然後據此對它作觀念史的檢驗；或者更進一步，不侷限在概念層次，而是透過一個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去勾畫出理論與實踐，實踐與制度脈絡都難以區別的過程。前者有像雷蒙・普蘭特的《新自由主義國家》（2010）一書。這種理念的釐清雖然有其限制，我們無法從知識理念的一貫性或嚴謹性來推論其社會效應，解釋為何某些意識形態能夠被傳播與接受。

但是透過這些理論建構的內部論述的檢討，我們得以釐清一個重要的問題：雖然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常常發表反對國家進行市場管制與推動福利政策的看法，但其實他們一直都不是把市場與國家視為對立，市場經濟的順利運作與擴張，必須仰賴國家提供有利的條件。因此就這個意義來說，新自由主義無可避免的也是一個政治計畫，甚至是一個推動霸權（hegemonic）的計畫，國家在它的擴張中扮演一個核心的角色。

傑米・佩克的Construction of Neoliberal Reason（2010）一書則勾畫出新自由主義為一個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所謂的自由市場不可能以一種純粹的形式存在，必須在真實世界中與其他種政治經濟傾向共存。所以，在不同的脈絡，新自由主義必然是以複雜混合體的樣貌出現。這種矛盾又多面貌的性格，使得我們只能跟隨它的移動來了解它的性質。在這個觀點下，新自由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管制是一種開放又矛盾的過程，它不斷透過政府來介入維繫市場，也不可能建立完美市場。

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是隨著不同的情境與不同決策者的信念以兩種類型的政治理性來處理，一種佩克稱為「收回」；另一種稱為「展開」。前者指的是像去管制化，私有化與國家權力的下放；後者指涉的是透過國家來推動那些能夠促成市場順利運作的管制，例如建立管制金融的中央銀行，制定都市更新計畫。國家在這樣的討論中，它所要扮演的角色，就不再是單純的管制或鬆綁，而是更為複雜的如何重新去界定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然而這種類似傳播論的框架，基本上這還是一個相當西歐與美國中心主義的觀點，難以解釋為何這樣一種經濟理性，原本只是一小群知識分子與信徒所擁有的信念，可以透過傳播、操弄與強制，讓那麼多的人接受甚至信仰？複雜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價值變成了研究的背景。各地的治理論述與實踐簡化為新自由主義的某一種展現，並無法幫忙我們更細緻地理解在地的實況。

結構論取向的學者把新自由主義視為一套透過國家來發動與繁衍的組織原則或結構機制。有的人（如：大衛・哈維）主張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當代階段，所展現出來的現象，其目的是要解決這個時期資本積累的困境，維繫一個更大的政治經濟系統的繁衍。

華康德則進一步提出另一個結構論的版本（Wacquant 2012），主張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在後福特主義時代，把國家的責任範圍從保護的一端往紀律的一端移動的官僚場域現象。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方面讓資本與企業主在流通與獲利的層面自由擴充，另一方面卻用一套新的懲戒監獄手段來取代過去的社會福利措施。雖然這是個具有開放性、多元性與適應能力的計畫，但在具體運作的層面它具有一個制度核心，透過將國家、市場與公民權三者連結，動用國家來影響市場，再動用國家與市場一起來影響公民社會。開放市場或者去管制化的措施，其實本質就是一場階級鬥爭，透過建構一個懲戒型國家來掩飾內部的矛盾與合法性的危機。關鍵的問題是一個核心的制度—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如何扮演一種特定的系統穩定功能，前面所提的那些政治理性或經濟理論其實是次要的問題，如何打造一個新的類型的國家才是重點。

傑索普則用一個歷史性的框架，把新自由主義視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一種沒有中心的政治計畫，奠基在某些自由主義哲學基礎之上，把擴大自由市場力量，建立有利於市場的制度，與強化個人選擇自由當成其目標。呼應了前面哈維與佩克的看法，但更為開放與多元。

博任納等人（Brenner, Peck and Theodore 2010）改用「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sation）這種動態的概念來描述各地個案展現的異質性與空間性。他們透過多個地方的個案分析比較，勾畫出不同的新自由主義化的路線，如何在具體的空間位置，多線展開、相交、又分叉。指出這種複雜又不均的空間性，他們試圖解釋某一個特定國家會採取某些經濟轉型政策，與他們在空間分工體系中的層級與位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是一個多尺度、多極點（multi-scalar, multi-polar）的歷史過程。這種客觀結構性的框架，提供一個地方脈絡背後的巨觀脈絡，讓個案的意義有了另一層次的理論解釋。

這些結構論者的勾略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動態過程，可以讓地方的政經形構，有各種更寬廣的空間框架與複雜的跨地域交錯系統來作為各種地方調節管制可以展開的脈絡。這有助於我們對新自由主義提供一種更為複雜與具有深度的解釋可能。

然而結構論的框架，即使是引入了動態的歷史觀或異質的空間架構，仍然難以避免了歐美中心主義的批評與中心到邊緣，那種傳播論式的視野。接受當前的金融市場結構與政治秩序為常態，呈現出來的動態的交錯與層級顯然都偏向以歐美國家的城市為當然的節點與傳播點。另外，結構論還有一個缺點，它一直無法清楚的提供一個中層理論，來連結外在的結構與在地的實踐。

引用傅柯的治理性概念來看待新自由主義的人類學研究在這幾年已經蔚然成風，然而許多使用這個概念的研究者並沒有自覺到，國家在傅柯原來的討論中並不是一種具有某種功能的客觀實體，反而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效應，是一種沒有清楚規範與批判含意的研究取向。

號稱是傅柯式的研究取向的新自由主義研究，大致有兩種不同傾向，一種其實不能算是忠實地跟隨著傅柯治理性的概念，而是將新自由主義當成一種霸權式的政治計畫，治理性只是被方便地帶入來填補抽象的新自由主義結構力量與人們實際的生活之間的鴻溝。另一種類的研究則把焦點放在散布在各地的新自由主義技術與理性的治理效應，專注在細部政治的個案，並不斷的去探究多元的技術、理性、價值觀念如何與這些技術與效應糾纏。

第一類傾向往往延續生命政治議題中的主體性問題，繼續往下推衍，探討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下具體的治理技術如何製作出各種攸關主體性的效果，以及其衍生出來的政治效應。他們大都是政治與社會理論的探討，布朗的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2015）主張新自由主義已經不是一些古典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的政策與制度，而是一種特定的經濟化式的思維，將生活的所有層面都逐漸轉變為用經濟算計的方式來處理。其結果是新自由主義不只是壓迫、腐化民主程序與政治過程，更重要的是直接動搖了民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與可靠性。

布朗的悲觀論點其實是過分推論，因為政治理性所設計出來的政策與技術，不能夠輕易的轉變為有效的統治效應；沒有有效的中介機制，政治理性難以成功的滲透到不同場域；新的自我意識與企業主體，不會自動地被召喚出來。

治理術取向的第二種類型，不假設有一個外在於個案的龐大結構存在，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是一種可攜的模型，在不同的脈絡與其他種制度與技術做不同方式的集合。王愛華有關東亞與東南亞的所謂差別性主權研究（Ong 2006），就是要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不是以一種全體性的、超越性的力量，來公平與合理的建構政治秩序，而是隨著不同社會文化的權力脈絡，機動的生產出異質化時空、彈性的選擇，讓人們得以建構出不同的生活與倫常。這種新自由主義概念並不需要假設有一個國家的核心霸權式計畫，也不必想像它具有系統性或一致性的秩序或原則，而是像觸媒一樣在不同時空脈絡中，持續發生各種特定混搭的可能版本。

這種缺乏一個結構性的框架作為辨認研究對象的依據，常常會造成這種類型的研究不斷的擴張與蔓延，相反矛盾的現象也可以被歸類為新自由主義的例證，經驗現象層面的政策與實踐的多樣面貌與變異往往就透過打造國家霸權的名義，浮濫地被認定為新自由主義的研究。

然而這種治理性研究本來就沒有假定存在一個更深或更廣的框架或脈絡，所以它必然於其他種技術、價值、制度並存、共生甚至交融，研究領域當然就成為難以定義、難以限制的拼湊物。在特定的脈絡中，新自由主義就只是當地人所特定經歷到的具體政策、論述或實踐，研究者應當要做的不是擴充新自由主義的範圍與抽象出更普遍的理性原則，而是去釐清那些措施與實踐，在個別的國家或地方的脈絡中是如何被採納、理解與執行。每個例證所展現出來的內容可能差異性很大，更需要更具體的被辨識與限制。

因此，這種發散型的治理性研究所提供的解釋也許看起來混亂與分歧，但它不但比較尊重在地人的觀點，而且抗拒經濟人主體那種罔顧不同層次的複雜性的跨尺度的思考模式，是一種具有倫理意義的對抗策略。

（文未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群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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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應貴（主編）、林開世（主編）、洪世謙、陳舜伶、容邵武、鄭瑋寧、莊雅仲

擺脫舊的學術實作與思考慣習
以細緻的個案研究作為建構新知識
以及為台灣社會尋找出路的堅實出發點

過去二、三十年來，一種標榜市場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義形式的統治形態已經儼然成為全球最具主導性的趨勢。「政治」逐漸成為一種主要由官僚系統與專家學者所構成的管理階層來經營治理的場域；政治上的異議，被化約為技術性的問題，可以透過談判與溝通尋求政策上的解決。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出現的抗爭、結盟、動亂、佔領活動，提醒我們「政治」沒有消失、也沒有被馴化，而是以更為複雜的模式與尺度在發生。本書一方面對各種國家與權力理論進行反省與批判；另一方面分別利用美國資訊業、台灣新竹科學城、香港新界的宗教儀式與宗族、魯凱人的情緒政治等個案來說明政治的形式如何繼續在當代轉化與萌生，重新去定義生命與生活的內容。

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