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訪：陳語佳
文字整理：柯彥伃
撰稿：陳語佳

《跳舞的人》是一部講述身體故事的電影，而我們專訪導演的時候，他也正經歷了一個屬於身體的奇幻旅程——懷孕。

我們和導演約訪的時候，距離預產期大概只剩一個月，他卻把預產期前的行程排得滿滿，忙碌的他似乎要活動到躺上產檯的前一刻才能停止。

結果人算不如天算，寶寶在我們預計專訪的前一天出生，原本要下高雄參加的面試也因此無法如期前往。不過面試卻沒有取消，黃洛瑤選擇躺在產檯上，視訊完成了這場面試。

面試過程中醫生不時來內診，說子宮頸開到4公分、5公分，他還拜託醫生晚點打催生，先等面試完成。這個場景讓鏡頭對面的評審都驚呆了，當然聽到故事的我們也是。

而後，這場奇幻的生產旅程暫告一段落，約隔一周後我們見到的是在月子中心和我們視訊的黃洛瑤，生動地講著這一段故事，並且感嘆地說：「生命是不受控的，我們只能擁抱它。」

創作源起：舞蹈、舞者與身體

回到《跳舞的人》這部同樣以身體為基礎的故事，黃洛瑤分享，會拍這支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舞蹈班出身的妹妹。

親眼看著和自己感情很好的妹妹，在舞蹈班的體制內長大，以優秀的成績進入北藝大七年一貫舞蹈班（相當於舞蹈班的第一志願），卻念了一年就決定休學。妹妹的選擇讓他不經回頭去看台灣的舞蹈教育體制，其中好像出了什麼問題。

而這部電影在籌備的時候，正是妹妹面臨了人生的重大抉擇，到底要不要繼續跳舞？是不是不要跳舞了？還有跳舞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也都被放進了劇本裡。既是妹妹對於跳舞的疑問，也是導演本人對於創作的疑問，更是很多很多人，對於自己持續在做的事情的疑問。

事實上，片中很多場景都來自洛瑤從小看妹妹跳舞的記憶，以及田調現場的結果，那些很多人覺得誇張的場景，其實是他們的真實經歷。

這部作品完成之後，他也收到了不少來自舞蹈老師們的反饋，說：「你拍這個太負面啦，現在老師已經好很多了」。黃洛瑤也說，確實現在的老師們比較有意識了，這種事情也比較少，但就還是在發生。

片中讓人們印象深刻的一段就是老師辱罵、羞辱學生的場景，也是舞蹈教育現場對於身體規訓最直白暴力的展現。

有趣的是，舞蹈圈外的人認為擔任老師角色的演員太過誇張，或是說這個角色被塑造成一面倒的壞，但是舞蹈班出身的孩子們都表示「蛤，這老師還好哎，這不就很平常嘛」？黃洛瑤笑說：「這也太難拿捏了。」

他自述這場戲也是在拍攝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場。片中的小演員們實際上都是舞者出身，也或多或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因為很害怕在拍攝過程中傷害到孩子，在開拍之前黃洛瑤就幫他們做了非常多心理建設。

包含先給孩子們讀劇本，也跟他們說等等拍攝的內容會超出劇本，老師會去摸她們的臉啊，或是有點煽他們巴掌、去推他們、打他們。他花很多時間跟孩子們說，如果覺得不舒服是可以喊卡的，也在過程中不斷確認他們的狀況。

因為真的勾起太痛苦的回憶，也有舞者在拍攝當場就直接哭了出來，黃洛瑤趕快暫停拍攝，詢問對方能不能夠繼續拍？還想拍嗎？得到肯定的答案才繼續拍攝。

所以那場戲，真的是讓演員和導演本人都很緊張的一場，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確認演員的身心狀態是否還可以承受。

「可能拍片的人有分成幾派，有一派就是為了最後成果好，不去管過程怎麼樣，就是要得到那個結果。可是我很相信過程其實是會影響結果的，如果我在片場，沒有確定這些孩子們的狀態可以接受，是不會繼續拍下去的」。

台灣的舞蹈教育體制

除了那些不當的教育方式之外，黃洛瑤更想談的是整個教育體制、舞蹈教育體系對於身體乃至人格的作用，那是即便拿掉實質的言語和肢體羞辱，依然如影隨形的凝視與規訓。

去到舞蹈班做田調的時候，他常常和孩子們相處到一半，老師就很緊張地跳進來管秩序。更令人意外的是在片場時，這些來自舞蹈班的孩子們，不時呈現出像是經過軍事化訓練的反應，解散的時候就像片中一樣，還會拍手愛的鼓勵，讓黃洛瑤哭笑不得。

另一個例子是在拍片前的準備過程，梳化只要宣佈幾分鐘後要開拍，他們真的就會在那之前把頭髮全部梳好在那邊等著。這些事情一方面讓黃洛瑤覺得，「阿！太好了可以多一點時間拍攝」，但一邊又會想著，「天啊，他們到底是經歷過什麼樣的訓練，可以這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除了從小在舞蹈班長大的妹妹，黃洛瑤本人大學也讀戲劇系，對於舞者、演員所受到的身體規範和凝視也有很深的感受。

「當18、19的孩子們進到戲劇系，其實就在被篩選，身體就是在被觀看。你太胖太瘦，你要演哪一個類型的角色，其實好像隨時都在被挑剔。老師好像就有那個權力，能以教學之名挑剔你的身體。」

這些對於身體的規範，身形、長相、男生該是什麼樣子，女生該是什麼樣子，其實都是來自於一種社會的主流審美規範，也跟性別脫不了關係，而舞蹈和戲劇的培養過程，某種程度上就是放大了這種規範和凝視。

浪漫地來說，我們好像可以透過舞蹈和影像重新去定義我們的身體。但實際上很多舞者，尤其是很多的女性舞者，都對身體有更大的焦慮。

「所以有點弔詭的是，他們在舞臺上的確是自由的，可是那個訓練過程卻是很規範的。」

跳舞的提問

在創作小小（電影主角）這個角色的過程，除了原型是自己的妹妹之外，他還是一個從3歲就開始跳舞，已經跳了12年的舞者。

「一件事情持續做12年，而且是從前額葉還沒開始發展的時候就在做，當你要停下來的時候，其實會有點煞不住。它有點像慣性，你會覺得好像應該繼續做，可是又不知道為什麼做。就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困惑在，或是當你停下來，就會有個罪惡感，覺得說：我都已經做到這裡了，要停嗎？」

記得妹妹要休學的時候，黃洛瑤的家裡經歷了很多次的家庭會議跟革命，有一次妹妹一直哭到停不下來，問說：「要不然我能做什麼？我不知道到底要什麼。」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黃洛瑤其實很心疼。他想，可能不只舞蹈界，是整個台灣教育體制都沒有給夠多的時間跟空間，讓十幾歲正在成長的孩子去想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喜歡什麼，就是瘋狂考試瘋狂訓練，然後考上了之後才發現，啊！我其實沒那麼喜歡，但因為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就只好繼續做。

電影中回應對創作的疑問

「要不要做？為什麼要做」？這個問題意識貫穿了整部作品，其實也是黃洛瑤對自己的提問。

「當自己走在創作這條路上，確實會有一股莫名的驅動力，就覺得我要拍我要寫，可是為什麼？好像有時候也講不太出來，到底為什麼創作」，黃洛瑤是這樣說的。

黃洛瑤覺得現在給了一個答案，可能5分鐘後、5年後、50年後一定都會有改變，但至少就當下來說，還是沒有答案的。就因為沒有答案，所以很想繼續做，而且希望創作能帶來一些善良的，或是正面的改變！

相比起舞蹈班的學生或是電影裡的小小，是一直在堅持跳舞這件事，有一天突然開始思考「為什麼」，之後才有了很多疑惑，而黃洛瑤卻是看過、想過之後，雖然沒有答案，但仍然選擇繼續創作。

重新談創作歷程：加入身體的電影創作

談起黃洛瑤的創作歷程，最重大的轉變是在參加了舞映島舉辦的「舞蹈影像工作坊」之後。當時在美國念書的他，因為不喜歡學校的教學方式，連帶著對於創作都非常的抗拒，提不起筆寫劇本，也無法拿起相機拍攝。

因為疫情回到台灣之後，偶然看到了這個工作坊，就拉著身為舞者的妹妹一起下台南。去了之後意外地發現，在一位舞者和一位導演的組合裡面，他們是參加者中少數擁有專業背景的人。

其他參加者很多是台南當地的一些阿姨和媽媽們，他們非常純粹的就是去那裡吃喝玩樂，然後拍片、跳舞。

「她們跳舞的時候，就讓人感覺非常地享受其中，甚至拍片也沒什麼器材限制，有些人就是拿著手機在拍。我當下就覺得非常非常感動，就覺得，哇！他們覺得這樣也可以拍片，那為什麼我拍得這麼痛苦？然後就在那3天裡面，我就覺得很被愛了吧！就覺得拍片原來可以這麼自由，然後跳舞原來可以這麼自由。所以在那3天，當然也學到很多技術性的東西，不管舞蹈或影像，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至少想拍片了！」

從舞台劇編劇開始做起的黃洛瑤，藉著寫劇本才踏入電影圈。原本是個文字工作者，從舞蹈影像工作坊到拍《跳舞的人》這部電影，才開始從舞蹈或是舞蹈影像的觀點去看電影，發現很多事情是文字遠遠不能完整描述的。黃洛瑤發現自己太依靠文字和劇本了，他想要用身體和創作的直覺，再更相信現場一點。

我們在觀看《跳舞的人》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很多場景是非常神奇的，沒有講太多的話，甚至沒有台詞就可以讓觀眾感受到故事正在發生。

片中最後一幕演員之間的互動和表演，也讓人驚奇這樣的場面是如何安排出來的。答案很特別但也不那麼意外，最後那一幕的劇本就是「各自即興」。

編舞指導在排練的過程中發現，這些舞者的身體都有不同的個性，例如有一個舞者的身體是很喜歡旋轉的，原來這個舞者的動作很鏗鏘，另一個舞者很慢。

所以黃洛瑤在拍攝這一幕的時候，就告訴攝影師在拍攝的時候下去跟他們一起跳舞、跟著他們一起跑。整個過程就很像是一場大型的即興表演，不只是演員們，也是導演、攝影師和舞者們的共舞。

「我們可能都會以為我們是攝影者、拍攝者，我們會以為我們是在拍舞者，可是他說其實不是，舞蹈影像是你必須跟舞者一起跳舞」，這是黃洛瑤在舞蹈影像工作坊學到的事情。

創作回到人生

從黃洛瑤的創作之中，也可以看見他對於生命的想法。一如這部電影裡面蘊含了大量在場的能量、即興的元素；也像是一邊生產一邊面試的奇幻經歷；還有在電影中扣問何謂創作？為何創作？仍然沒有答案，卻仍然想繼續創作的黃洛瑤。是創造一切可能發生的空間，然後擁抱其中發生的事物，盡情的體驗，也好好地捕捉和紀錄。

「生命不可能早來或晚來，如果創作是在捕捉生命的話，那我也不能去控制什麼，只能順應他發生。」

這是黃洛瑤生產之後，也是對於創作、對於生命最深刻的體悟。

影展資訊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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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