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娜鮑許×山本耀司：舞蹈劇場與服裝設計的協和音

自1980年代以來，德國藝術家和學者，逐漸在國際上展露光芒，畫家博伊斯（Joseph Beuys）、基佛（Anselm Kiefer），學者魯曼（Niklas Luhmann）、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有意擺脫納粹的陰影，重新讓德國得以恢復自信。顯然，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納粹秉持的狹隘的民族觀，使得德國人在戰後苦不堪言，為了掙脫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牢籠，碧娜在編舞時，可以導入非歐洲元素，不但運用非洲音樂，而且與亞洲合作。1997年，舞蹈劇場接受香港政府委託，以「回歸」為主題，編了一齣舞碼，內容呈現香港市民的生活點滴，而舞台上更以一座吊橋為裝置，象徵香港與中國的結合。

碧娜的越界表演，旗下舞者功不可沒。舞蹈劇場的所在地是德國，但舞者大多來自世界各國，如義大利、美國、日本、韓國、巴西、英國等。因此，該團如同一個小型的聯合國。平時在世界各國巡迴表演，但每年六月的旅遊旺季一到，巴黎市民和觀光客能夠觀賞到她們的賣力演出，另一團也是馳名世界的法蘭克福芭蕾舞團，設計師三宅一生也喜歡在服裝秀請他們客串模特兒。

舞碼也經常凸顯性別待遇，從而呈現人類生存的境遇。《1980》一開始，一群男男女女，列隊而出，個個笑逐顏開，接著一位孤零零的舞者，手上捧著蛋糕，祝賀自己生日快樂。喜悅之後，換來的就是孤獨寂寞。整齣舞碼，並沒有依照時間的連續性表現，而是以蒙太奇的跳接手法，呈現不同的場景。為了表達男女的處境，一位女舞者將男舞者的衣服脫掉，讓他穿起女裝，其目的無非是要讓男性覺醒，重新看待兩性關係。

為了使舞台更貼近現實，台上的裝置有花草也有例如《春之祭》鋪上沙土，《1980》以草皮裝飾舞台，至於《康乃馨》則以數百朵來點綴。除了跟香港合作之外，她也積極探索地域文化，接受巴勒摩政府的邀約編了一齣作品，展現西西里文化。一起頭轟然巨響，一大片牆壁應聲而倒。霎時之間，這座城市立馬化為廢墟。不久，一群舞者手持垃圾袋，穿梭於堆滿紙屑的舞台。蟲鳴鳥叫呼應西西里的優美風景，但槍聲響起，則影射黑手黨的無所不在。最後，鐘聲響起，傳來警世的訊息。

綜觀碧娜的表演和編舞歷程，其舞蹈劇場大多以舞蹈來表現，至於語言則屬於次要的地位。舞者一舉手一投足，在在考驗編舞家的功力。顯然，她已經擺脫現代舞的框框，從而運用自己獨特的身體語言。綻露人類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值得一提的是，跟碧娜合作的山本耀司，早年就讀於慶應大學美術系。1960年代，正好遇上學生運動。當時大學生群起反官僚、反體制，甚至反對美國與日本締結「安全保障條約」。山本耀司一邊跟其他學生彈吉他唱歌，一邊展開街頭抗爭。雖然學運後來煙消雲散，但內心孕育了一股解放的精神。這對於他未來的服裝設計生涯大有助益。

回顧過去，1966年，他畢業後便前往巴黎旅遊，眼界為之大開。回到日本後，準備協助母親所開設的洋裝店，但她一口回絕，要他進入文化服裝學院接受科班訓練。他於1967年參加服裝設計的「裝苑賞」，名列首獎。兩年後他前往巴黎，一住就是八個月。當時他看到前輩高田賢三（Kenzo），已經在巴黎開設專賣店。他早年十分仰慕法國設計師迪奧（Christian Dior），所以將來有志於發展高級訂製服；然而其眼前面對的是，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正以成衣大展身手。在這種時代潮流的衝擊下，山本耀司乃改變初衷，並將東西方作某種程度的融合，以呈現新優雅路線。

1972年，他成立Y’S服裝公司，開始在日本嶄露頭角。他所完成的作品，每每以寬鬆的尺寸，使布與身體之間衍生空隙。整個造型雖然受到扭曲，但被布包裹的身體，卻能自由自在的呼吸，同時也將女體的曲線隱藏起來，以留下一些想像空間。

1981年4月，山本耀司與好友川久保玲一起前往巴黎發表新裝；同年10月又推出春夏裝。當時，山本耀司在國際上並沒有知名度，但兩次的展演後，巴黎服飾界大為震驚。他和川久保玲的作品以黑色為基調，強調不對稱的美學。如此一來，整件服裝的傳統結構為之瓦解，而前後、左右、表裡也變得模糊不清。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倆在國際服飾界掀起「黑色革命」，使得洋人嘖嘖稱奇。看來，山本耀司將黑色從婚葬儀式的框框中解放出來，因此不管在職場或街頭，舉目所見，盡是一件件黑服套在消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