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中國經歷二十大與台海危機之後，接連歷經「白紙運動」和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政策轉向，看似有驚無險地的走過歷史性的一年。然而，人世間無至高的權力，政治亦無萬能的治術，面對執政基礎仰賴的經濟面臨衰退、難解的社會結構與人口問題，以及外交上榮景不再的「一帶一路」，使得「未富先衰」和「中國衰退論」持續考驗中共的治理能力。

中國的「現代性」與「後華性」之辯

自晚清接觸西方思潮至今百餘年，中國尚未走出調和東西方人文與發展差異的「現代性」道路。背負「後華性」的中國，有著前現代未解的面對以億為單位的龐大人口數量，以及複雜的人文地理條件，這些都遠超過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明的體驗。

另一方面，西方所經歷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對主體性的啟發，更是當代中國所難以想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西方人文的演進與資本積累呈現級數增長，使得西方文明經歷霸權更迭，也較東方有著更廣泛的普世人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量與資源持有基數。

西方能在兩次大戰後重建都市於瓦礫，並且以法律與契約精神轉化前殖民關係，與其先行的現代性歷程和積累的全球資源不無關係。因此，西方的人文系譜至今仍能以瓜蔓的脈絡呈現其普世性，並且以現實的權力呈現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伴隨其意識與價值呈現於資訊社會的各項符號。

歷史與文明的歷程讓中國自有選擇

中國雖有著獨特且不亞於西方的文明背景，但是相較於西方，僅有百餘年的現代化經驗，面對近代的政治挫折也使得走出「前現代」的道路更為崎嶇。面對國內以億為單位的龐大人口，以及緩慢浸潤社會的普世人文，西方的意識與文明如何走進中國的文明結構，而不只是使中產階級過上西方的生活水平的目標，考驗著中國如何用自身的語境詮釋非東方式的生活。

以中國面對的COVID-19問題為例，其體量比整個歐洲和北美的人口還多，但是整體能投入的資源卻不及西方的比例，其解決問題排序不適用西方學理的原因，實來自於歷史與文明歷程。由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首要目標是避免重演歷史上因疫情而蜂擁的民變，治理重心在於避免社會崩潰，要能呈現西方能理解的治理方式實為不能。

同樣的問題呈現在中國的人口質量與數量衰退問題，戰後嬰兒潮以來的人口成長並未與社會發展的歷程同步，中國未能有過西方戰後各國同等的發展環境。國共內戰和中共執政初期一系列政治運動，使得美國主導的戰後重建機制未能於中國順利開展，直到解決國內大半的貧困問題，中國才有餘力思考自身合適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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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延後中國走出「前現代」的腳步